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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宝2登陆

来源:http://www.reliabid.com 作者:新宝2登陆 时间:2019-12-25 00:01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讲话里,这一提法不见了。再往后,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头去了。这个变化,同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的“左”倾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同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他再次提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可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下简称“双百”方针)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有价值也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思想。直至今天,它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指导方针之一。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当前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在政治上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方针。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在当时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特别需要执政党的各级干部的支持与理解。然而,相当一部分干部对“双百”方针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不理解、疑虑甚至抵触。比较典型的是《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等4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的状况作出了忧心忡忡的判断,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在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文学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等等。陈其通等人都是党的文艺干部,他们的意见又发表在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上,自然会产生很大影响。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毛泽东多次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认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处于历史上重大转变时刻发表的。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综观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阐述,其思想是十分明确而坚定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他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明确提出了必须严格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及方针政策,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渐渐隐去。中国民众绝大多数已经是生活在公有制里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他们的根本利益空前一致。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不仅是群体利益高度一致的整体性社会,而且也是充满生机和活力,人人心情舒畅、多姿多彩的“天堂”。这是“双百”方针出台的重要社会背景。1957年4月14日,周恩来同在京的六十多位电影工作者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民主革命尚未胜利的时候就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那就是替国民党粉饰太平。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也不能提出这样的方针。但是现在不同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大旗竖立起来,才有可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流,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我们有了可能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来充分发挥人民的思想与表现方法,使社会主义文化更丰富。”

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讲话。发表前毛泽东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由于在个别段落中增加了某些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因而使得有些提法与全篇的基本论点不够协调,但并不影响这篇著作的重要价值。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总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符合科学、文化发展的规律,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弥足珍贵的重要思想遗产之一。

毛泽东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又例如:“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⑤

“百家争鸣”首先是在历史研究问题上提出的。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宣部组织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当时,在中国奴隶社会何时转变为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上,两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讨论。时任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向这个委员会传达了。翌年,《历史研究》杂志创刊,也以这个作为办刊方针(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会议上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②

此外,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波澜壮阔的奋斗,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仅仅用3年的时间便恢复了历经数十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巩固了新生政权;接着,又用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整个社会经济与制度的转型。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巨大胜利无疑增强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极大地激发着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这是“双百”方针提出的精神或心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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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参加了座谈会。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从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批评频率之高和用词之严厉来看,从毛泽东由此引发的对《人民日报》及地方党报有关“双百”方针的宣传不及时和力度不够的批评来看,党内干部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和贯彻确实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希望与要求有距离。在1957年春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毛泽东都特别提到党内尤其是各级干部中对“双百方针”的不理解和疑虑问题。认为:陈其通4人的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专员以上干部约1万多人,其中是否有1千人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很难说,其中十分之九都还是不赞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间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一些同志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只算一“家”,99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总之,是有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还有怀疑的,不赞成的。对于“双百”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指出:“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才不厌其烦地在其讲话和谈话中强调:“双百”方针是一项长期性的基本方针;我们目前不是“放”的过多,而是“放”的不够,以促使广大干部尤其是做文化宣传工作的干部打消疑虑,放手贯彻“双百”方针。

  在他的讲话提纲里,最后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⑥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一个从酝酿到正式提出的过程。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当然,“双百”方针的提出更和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经过数年的文化整合与重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已然确立。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向甚至是严重的偏向。考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和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对文化的认识往往偏重于其阶级性的分析,偏重于它与政治的联系。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观点。但与此同时,还应看到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又有着前后相续的历史继承性和各种文化思想之间的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是建立在承认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共性基础上的。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为了步调一致地进行阶级斗争,要求文化从属于政治、服从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话。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对文化问题就应该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各项社会改革改造运动频仍,阶级斗争在某些领域内还很激烈,所以文化领导工作中一度出现了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文化为政治服务、为各项社会改革和改造运动服务的倾向。其突出表现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学说,对民族文化遗产,否定过多,继承和吸收不够;在文艺创作中,过于简单地要求表现工农兵的生活,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从而导致了文艺作品题材狭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也给这一学派或那一学派贴上“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标签,等等。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再次,以宽容的心态,处理主流价值观作品与非主流文化作品之间的关系。在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又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前提下,执政党自然希望文化作品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反映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追求。当然,其表现形式和具体阐释可以多样化。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追求不同的文化作品,例如并不追求教育意义,仅仅是为了娱乐和表达个人感受、感知、审美等等,也可以“放”和“鸣”。当然,前提是不违反宪法,或者说不直接构成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否定。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

◆1963年11月,毛泽东会见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学部委员。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双百”方针的提出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其中关于“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继续,也是毛泽东南下讲话逐步强化的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从几个具体问题出发,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一,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源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被确定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一直为文艺领导机关所大力倡导和贯彻。对此,毛泽东言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怎么办呢?只好让它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是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当然还有帮助。”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应该“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还是要多样化为好。”其二,知识分子应该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文艺作品应主要写工农兵。但是,也允许创作其他作品。毛泽东谈到:“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写写申新九厂,写写那个资本家荣毅仁”;“也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就写他自己的身边琐事,他又不去跟工农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写,你有什么办法呢?这么大个国家总会有这些人的,这也是客观存在。但是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影响他,他不接受也没办法,可以出他的书。”其三,关于文化遗产问题,毛泽东谈到:“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也没有什么可怕。”“拿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但还拿不出来,就让他演吧!对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由上面毛泽东谈到的几个具体问题,可以看到他对文化多样化的宽容心态。当然,毛泽东还是希望反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越多越好,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适当的批评和帮助,使还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尽快转变,最终加入主流价值观作品的创作上来。所以,他对非主流文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同时又不大甘心的心态。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毛泽东集中精力修改《正处》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全党整风运动上。

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的批评意见,却被一些干部有意地歪曲成表扬意见,方法是只传达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的肯定性话语,而截去了本来是主要内容的批评性话语。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它说明,陈其通等人的看法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有共鸣,他们想说的话由陈其通等人说出来了。此外,陈其通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在出席一些会议时候,自我介绍:我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陈其通!其态度也颇耐人寻味。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百花齐放”是在戏曲问题上提出来的。新中国建立后,在当年文化生活均较为单一的时代背景下,戏曲改革一度是执政者和普通民众广为瞩目的文化新政。出于反封建反迷信的要求,旧有剧目禁演颇多,而新剧目特别是适合老百姓长期养成的欣赏趣味的新剧又难于短时期内填补空缺。这就引起了文艺工作者和民众的不满。在此背景下,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应该“百花齐放”。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认为很好,向毛泽东报告了。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之请,为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百花齐放”四字也很欣赏。至于“推陈出新”四字,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就为延安平剧研究院题写过。当然,当年仅是向平剧界提出,而今是向所有剧种、整个戏剧界提出了。毛泽东曾经回忆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

“双百”方针引起的争议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手稿,1957年6月10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02-504页。

“双百”方针不是暂时的策略之举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⑦

  雪花飞向钓鱼台。

原载:《党史博采》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这次修改,对各节标题和顺序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将第六节(关于节约)和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需要指出的是,自1956年春至1957年春,宣传和阐释“双百”方针最力的当属毛泽东。可以说,他对“双百”方针的宣讲充满了热情与真诚,频率高,力度大。除了理论上的阐释之外,他还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化界的动态十分关心,特别是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进行严厉批评。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其次,正确认识和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关系。“双百”方针提出之际,党内相当一批干部担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因此会受到影响甚至动摇。与此相反,社会上一些知识分子则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鼓励百家争鸣是有矛盾的。在他们看来,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都不可能包括全部的真理,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因而,建议在文化领域内取消马列主义来指导一切的限制(《人民日报》1957年5月25日)。针对上述疑虑,毛泽东着重从真理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指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是愈辩愈明的。他说:“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在毛泽东看来,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才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非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一切文化成果,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便不能存在。例如,唯心主义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也有争鸣权、发言权。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明确讲到,在人民内部,既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当然,允许非马克思主义参加争鸣,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便于马克思主义在同它的辩论、竞赛中得到锻炼、丰富和发展,变得更有生命力和吸引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服赝。毛泽东指出:“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至于具体的学术艺术争论,有时问题十分复杂,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或某个具体结论出发,用贴标签的方式甚至动辄扣政治帽子,武断裁决,只能戕害文化的发展繁荣。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一百五十年历史进程的一个总体描绘和宏伟构想: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正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用一百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毛泽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一直是很明确的,没有因思想界出现一些混乱而有什么改变。

  ⑥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1958年2月,毛泽东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在第六摄影棚与《红孩子》剧组的小演员宁和合影。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从六月八日社论发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经过青岛会议对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和进一步部署,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十八日、二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自1956年初开始,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在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上,针对文化建设领域内存在的偏向,提出学术、艺术性质的问题,应该放手让知识分子讨论,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学派的树立。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或“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由此不难看出,对待学术问题的“百家争鸣”方针已经呼之欲出了。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讨论中,陈伯达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贯彻这两个口号。这样,毛泽东在同日作会议讨论总结时,才接着陈伯达的话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并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又一次重申。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五月九日和十日,毛泽东继续修改《正处》,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

出于加快贯彻新方针的目的,毛泽东对干部中存在的阻力情况,可能有夸大的成份,有矫枉过正的考虑。但阻力无疑是存在的。本来,一种新方针新政策的提出,在其最初阶段存在不理解甚至不赞成的现象是正常的。伴随着对新方针的宣传和实施,理解和拥护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遗憾的是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打断了这一进程。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失误,由于毛泽东不断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倡导“双百”方针最力的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实际上是后退了,于是,原本就对该方针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甚至持怀疑态度的干部便很容易转到“左”的文化立场上来,导致“双百”方针受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双百”方针得以恢复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谈话纪要,1957年9月19日。

对于文化和科学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开始有所察觉。“双百方针”的提出,便是最有力的纠偏之举。毛泽东指出:“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由各界知识分子代表参加的报告会,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双百”方针。他明确宣布:“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这个报告引起与会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在学术界、文艺界引起热烈讨论。1956年6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修改的陆定一的报告。至此,“双百”方针正式公之于众。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决议郑重宣布: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及工商界方面的人士。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⑥

◆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手迹。

  毛泽东四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后来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了。

  六月十六日,只作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注明“六月十六日定稿”。

首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而不是暂时的策略之举。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同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为明确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他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意见,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另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几句话,在正式发表时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再次修改时,把这句话删去了。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④四条指: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

  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④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这一重要理论观点。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③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⑧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批语说: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⑾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①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的天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不仅把它当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着眼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把它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4、489、485、491页。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映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这实际上是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调查对象集中在知识界,调查的面相当广泛,也很有特色。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了解到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认识。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新宝2登陆,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为照顾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座谈会都安排在下午。会上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⑾见本书第16章第44页。

  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日。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是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回答说: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

  ⑩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⑩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53页。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⑤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①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文艺的目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表示,对这些问题,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作结论,也不用紧张,可以研究讨论。⑩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①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六月十四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毛泽东注明“六月十四日修正稿”。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⑨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他批了一段话:“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毛泽东讲话结束一个小时后,乘专列离开济南,第二天(十九日)清晨到达徐州,在徐州改乘飞机,十二时到达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③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十七日当晚,毛泽东就离开天津,继续南下。次日清晨到达济南。晚上七时五十分,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讲话。讲话开宗明义,专讲思想问题。

  ①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②《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

  所谓补充,显然是指关于反右派及其有关内容。“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就是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不完全,仅有《正处》是不够的。《正处》是二月的讲话,发表时,反右派刚刚开始,还没有扩大化。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成文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急剧地向“左”发展,因而这两篇文章在基本倾向上是大不相同的。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①,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第八节,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毛泽东又分析了社会上的状况,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估计,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对于电影业的萧条现象,毛泽东说: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他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听了赵丹的回答,又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⑦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

  ⑦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1957年4月4日至6日。

  六月九日凌晨二时,毛泽东改完最后一道,批示:“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⑩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①

  第四节,适当强调了工商业者必须加强思想改造。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③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谈到整风,他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认为这是群众的创造,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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