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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同志反映,  一、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溯源

来源:http://www.reliabid.com 作者:新宝2登陆 时间:2019-12-24 23:56

  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

从全国情况看,到1955年6月底,全国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1900多家,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的58%。在商业方面,全国32个大中城市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达52%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占22%左右,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25%左右。就是说,已有3/4的商业是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鉴于工业方面结合合并、淘汰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已获得经验,商业方面也开始出现全行业统一合营的新经验,中央对资改造主管部门建议在工业和商业两方面都采用基本上实行全行业合营的方针,以便为下一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建立基础。

李维汉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之后,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些人惊呼在不知不觉间“上了贼船”。李维汉同志讲话后,采取房间小会、会外酝酿、交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彻底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让资本家把各种抵触、顾虑、不满统统讲出来。如有人说,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人提出,是过文昭关,还是过武昭关?有人发牢骚,说人家有枪杆子,不合营也得合营,小偷进法院,无理可说,等等。各种具体利益也都提了出来。

④《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直进展顺利。至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确定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在扩展合营的方式上,采取“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根据中央批示和会议的精神,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其后,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在财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许涤新、郑新如同志和我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意见》系统地讲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讲了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上要正确执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讲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关于《意见》的题目,李维汉同志起初定为“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我建议加上“利用”二字,理由是当时有些人对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认识不足。李维汉同志采纳了我的建议,将题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报送中央后,毛主席将“改组”改为“改造”。7月间,李维汉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都作了这一意见的报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1949年3月毛泽东在广泛听取调研与讨论意见的基础上,集中了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在内的党的领导人智慧,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会议形式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五种经济成分之一。②在接下来1949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又通过《共同纲领》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提法,并对其概念和内涵作了解释,即:“一是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二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③

  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黄铸,时为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干部,1957年至1964年担任李维汉同志的秘书。

[17]

  指示根据市场关系的变化,确定改造私营商业的方针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49页。)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论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必要性,强调工业方面个别合营的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今天全面改造的要求;商业方面只采用经销代销办法,也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客观形势的需要。只有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结合全行业的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才能把工业方面全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完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商业方面,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过渡到国营商业,是对资本家零售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好的一种过渡形式。

1953年10月至11月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同志在会上讲话,系统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个讲话也是由许涤新、郑新如和我起草的。讲话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总的趋势是生产关系逐渐有所改变,生产力逐渐发展,对国家、对工人、对资本家都有好处。依据几年来的经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是他们的光明大道。由于李维汉同志的这个讲话是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公开宣传,所以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会前,毛主席亲自审阅了李维汉同志的讲话稿,并亲笔在讲话稿标题之下写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毛主席还对会议的开法作了重要指示:对中央的路线、方针首先明确化,然后逐步具体化;实行彻底敞开,适当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生事物,要大喊大叫。

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9-1323页。

  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根据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的全面规划和部署,按照中央决议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势急速发展,很快在全国城市掀起公私合营的高潮。

1953年四五月间,李维汉同志带领调查组赴上海等地调查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调查组的成员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郑新如、李维汉同志的秘书李逸云、国家计划委员会私营企业处处长勇龙桂等同志,我也是调查组成员之一。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①(①指按照“四马分肥”的分

为了动员工商业者积极地参加到改造的高潮中来,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致开幕词,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统一起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改造,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会议听取了陈云、陈毅两位副总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在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以在旧社会的经历说明资本主义道路是“大鱼吃小鱼”,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的《告全国工商界书》指出:“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会议,是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动工商界人士接受党的和平改造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

党中央、毛主席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财经问题,统战部是党的机关,管起来有许多困难和不便。有鉴于此,胡乔木同志向毛主席建议,委任李维汉同志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1953年11月,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同志任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同志任副主任,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下专司对资改造工作。

  毛泽东善于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时间节点,他指出:“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21]在1956年12月7日,他进一步指出,“定息拿多长的时间?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 [22]毛泽东还认为,“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的资本家,这些人是主客不是陪客。当然,中小资本家也有作用,也要照顾”。 [23]毛泽东指出,“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24]工商联大会的代表中,中小资本家占多数。[25]毛泽东认为,如果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至少也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至于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即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则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26]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①(①指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其中说:“这种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着进来不可。谁要是看不到事实的这个主要方面,他的观点就不会是正确的。”这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24日。)

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先后邀请工商界政治代表人物、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委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在讲话中勉励大家认清社会发展趋势,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针对工商界人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的不安情绪,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重申国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将给予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安排,继续实行逐步赎买政策,这样大家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勉励说,将来资本家的阶级成分要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毛泽东的讲话,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工商界人士不安的情绪,促使他们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武汉私营工商业的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当时是“内忧外患”

[1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陈云在会上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我们已经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工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并在主要行业把私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合作化的轨道。新的情况,要求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为此,陈云提出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六条意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在各个行业内部实行或大或小的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提高生产力并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推广定息的办法,把原来的“四马分肥”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资本家定额利息;组织各行各业的专业公司;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李维汉同志就主持决议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参加的人有许涤新、郑新如和我。毛主席还派胡乔木同志来帮助。胡乔木同志对文件的结构提出了系统的意见,指出:首先要说明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即说明:第一,它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和改造。第二,它是人民国家的资本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不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联系,只能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因而产生了利用的可能。它又不同于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反革命,不能没收,也没收不了。胡乔木同志还指出,资本主义是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过去我们腾不出手来,没有多管,但很重要,应多做工作。要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就要把它纳入计划,而这又很复杂,必须做许多工作,解决许多问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项工作拿起来。叙述如何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可分高、中、低级形式来说,由低到高,稳步地积极地进行。对于公私合营,应实行积极的方针。胡乔木同志强调,监督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中间阶段,要积极找出经验来,如劳资协商、增产节约委员会、派监督专员,都是可试验的方法。大批加工订货,不监督不行。草案稿写出一部分后,送给胡乔木同志。胡乔木同志把它送给毛主席,并附了一个条子“此件改起来还较为费事”。接着,毛主席找李维汉同志,说稿子中有些问题讲过了(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批评过头了)。毛主席当即决定,决议草案不写了,你们去写给财经会议的报告吧!

[23]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9页。

  郭棣活:工商界从一九五。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

经过毛泽东出面做思想工作,以及全国工商联的全面动员,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将继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转变、逐步赎买的方针政策,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予政治上、工作上的妥善安排,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民族资本家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疑虑,促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采取较积极配合的态度。由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面改造的形势。

对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讨论中有同志表示怀疑。毛主席肯定了报告的意见,并说实际上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主席还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要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因为所有权关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体上和基本上同国营一样。否则,要将工人阶级分裂为二,国营企业工人神气,私营企业工人倒霉。刘少奇同志说,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同志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还在会上宣布,将这项工作交统战部主管(后因有不同意见,中央交中央统战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委决定),并责成李维汉同志为全国党的代表会议起草一个决议草案稿。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融时代性、开明性、科学性于一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虽然受当时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局限,毛泽东的某些思想观点,还带有时代的痕迹。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价值光辉,其现实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

  上述问题,有一些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也看到了,他当时就指出: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①(①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陈云也很快发现这个问题。他指出:“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轻率地并厂并店,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②(②《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不久,他又提出:在公私合营以后,出现了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认为集中是高级,单干是低级。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③(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

党中央一向把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部署。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专门论述了农业合作化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指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说:“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明确提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中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跟着加快,争取早一些完成,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953年李维汉带领调查组赴上海等地调查,对中央“对资改造”决策的出台起了决定性作用

[12]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292页。

  毛泽东: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决议》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35]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8-499页。

  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

工业方面,上海市在进行全行业统筹安排中,率先打破所有权的界限,采用“裁、并、改、合”等方式,创造了工业企业合并和合营的经验。1955年5月至10月,上海市轻工业有8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重工业有13个行业按行业或按产品实行公私合营。商业方面,1955年8月,北京市选择棉布业、百货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的办法,把调整商业网点和改造所有制结合起来,先后在绸布、百货等26个行业中对1019家商店实行联营并店,大大加快了改造进度。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1952年6月对中央统战部报送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稿中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党中央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当时调查组对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事尚不了解,所以李维汉同志在出发前向我们提出调查任务时,只说,这次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

关键词: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对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全面规划和部署。

4月下旬,调查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量材料和意见,使我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占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5.7%(在一部分行业中占的比重更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35%~40%,在上海、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中占了60%~70%。国家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原料、市场和金融命脉。上海人民银行行长谢寿天、工商局局长蔡北华等同志说,今天只要银行信用收紧一下,许多资本家就得跪倒在银行面前;上海机器制造业,只要国家加工订货停止,就要大部垮台;只要我们不配售铜料,就可以扼死37个行业。我们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包括最低级形式收购,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和包销,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都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越大,社会主义因素也越多,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或过半社会主义,“除了给资本家保证一个最低利润而外,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区别。”经过讨论,我们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这些私营工厂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从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向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到了高级的公私合营,就与社会主义接近了。”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些想法,是我们在调查组内部多次进行讨论,并结合着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李维汉同志在讨论中作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的作用。当然,在讨论中,对发展公私合营问题也曾经出现不同意见的争论,个别同志认为发展公私合营不利于发挥私营企业的积极性。上海调查之后,我们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6-287页。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①(①毛泽东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06页。)。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作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

○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把调查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③参见

  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目标是:在生产上,从手工劳动发展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劳动;在所有制上,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个目标,后来基本上实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后来基本上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讲话,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公开宣传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我从1957年到1964年担任李维汉同志的秘书。在此之前,我于1948年到西柏坡进入中央统战部工作。1950年我到西安调查工商联问题,回京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提出利用工商联对私营工商业发挥列宁所说的统计和监督作用,受到李维汉同志的重视。其后我多次协助李维汉同志工作。如跟随他进行工商联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参加起草中央关于工商联问题的指示、工商联组织通则及其说明。我还多次参加李维汉同志对其他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文件起草。其中1953年到上海等地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调查,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这次调查对中央“对资改造”决策的出台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是李维汉同志对党的历史的一大贡献。

①列宁认为,应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家采取“没收”策略;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家谋求妥协,实行赎买。

  毛泽东曾把广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比作两个大海①(①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3页。),他认为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比改造私营工商业困难得多。当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相继出现高潮并在迅速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关注点转到手工业方面,提出加速进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页。)

这个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同志,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同志,还有当时10个直辖市的书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毛主席在会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逐步过渡到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都比较容易懂,对如何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许多人不懂。过渡的方法,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不要把资本主义看成一块铁板,看成不变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年增加。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指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都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公私合营是一半社会主义因素。公私合营过去“西向让三,南向让再”,今后要年年发展。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5-286页。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

○上海的同志反映,只要银行信用收紧一下,许多资本家就得跪倒在银行面前

  一是要实事求是,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和处理问题时尊重客观规律,注重从实际出发,这些在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均有体现。二是要独立自主,理论自信,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善于独立思考,善于把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深刻分析和反思借鉴,他认为不顾实际国情的区别,简单复制别国模式,无疑是取乱之道。三是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深深热爱的人民。他深深地认识到,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法,集中民智,才能取得各项事业的胜利。四是善用辩证思维,全面准确地指导宏观现实问题的解构。毛泽东是胸怀世界、深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过程中,[35]他慎思明辩,正视本质矛盾并细密地剖析事物的两面性,指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反而快。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36]五是要勇于创新、能够用发展眼光看问题。毛泽东不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发挥,更重视对其运用,他能够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拘泥,不僵化,能够及时作出有价值的理论概括。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人们,如今同样应该以更延展的历史眼光和更宽广的世界眼光透视中国当代改革和发展。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①(①《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月中旬,调查组到达武汉,在武汉待了半个月,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武汉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市委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座谈。在汇报和座谈中,大家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希望李维汉同志反映给中央。为此,李维汉同志于4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是由我起草的。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在目前淡季来临的影响下,各种矛盾汇合起来,又形成劳资之间、公私之间、工人与政府之间等各方面关系紧张的局面,并集中表现在失业增加上。报告还反映了武汉的同志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劳动就业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领导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时武汉登记失业和求职的约8万人,估计今后还会不断增加。王任重同志和李雪峰同志都认为,如何使失业工人不出问题,是一个难题。他们指出,劳动就业登记和统一调配,行之过早,范围过宽,限制太死。失业现象是客观存在,原非登记之过,但登记之后,他们就取得合法权利向政府要饭吃。登记的范围过宽,把应属社会救济范围以及一些家庭妇女也登记进来,扩大了失业队伍。再加上统一调配过死,使登记和调配成为谋生的惟一出路,原来可以自己找到出路的,都转向政府要求工作。他们还指出,武汉不适当地把季节工和临时工变成固定工人,一方面胀死小企业,另一方面使这些人在乡下失去分地的机会。应改变这种做法,允许季节工和临时工存在。不过,报告虽然涉及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还未能从原则上提出和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下是饭后所谈的。)

[31]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我们回到北京后,5月27日,李维汉同志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是由我起草的。报告根据上海调查的成果,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讲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建议。报告还指出:“我们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的过渡形式,又有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的过渡形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两种主要的过渡形式,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的私有生产的过渡形式。”

[25]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9-181页。

  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

[30]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4页。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从上海调查,经过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党内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路线、政策准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六办的成立又为之作了组织准备。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沿着总路线指引的道路稳步地有计划地展开了。

[2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98-100页。

  毛泽东: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其中,他们普遍最为关心的是前途和道路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辩和适当分析、解释,大家逐步明确了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不走不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对国家、民族和资本家都有利。只要遵循总路线走,就可以减少过渡的痛苦。对资本家所关心的一些业务工作中涉及具体利益的问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给了适当解释,并解决了一切可以解决的问题。到大会闭幕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情绪至为热烈。

  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国际反动势力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历史局面,毛泽东未雨绸缪,深入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出路问题。在认真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基础上,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不能一步到位,必须通过和平赎买,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逐步引导他们进入社会主义。同时,毛泽东还学习借鉴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列宁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没收”和“赎买”两种策略,①这些做法为毛泽东提出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在解决了加速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以后,又着手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他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方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转变为新式的资本主义。这个所谓“新式的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④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中南局又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⑤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进行了“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的调查,并形成书面报告。⑥结合全面的实际调研情况,毛泽东指出,“现在的资本主义企业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⑦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⑧

  大的重要。

[22]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8页。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四、结论与若干启示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在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我国根据《共同纲领》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和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原则,国家对私营工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对资本主义商业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双方实行外部合作,用签订合同等办法与国营经济建立联系,引导私营企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资料显示:在私营工业中,1950年,国家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品产值占私营企业产值的27%,1952年增至56%,1955年达到81.69%。在私营商业中,1955年全国共有私营零售商295.4万户,其中为国家经销代销的有70万户,占总户数的23.7%,占资本总额的35.9%。[27]在1950年至1956年期间,国民经济有了显著恢复和发展。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586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农业、基本建设、文化教育事业也都发展很快。至此,新中国终于有效地将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实现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解放生产力、在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

⑧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2页。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33]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9页。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

[32]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5页。

  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

[14]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六○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109-110页。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28]《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219—220页。

  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段,则更加浩浩荡荡、波澜壮阔。尤其是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毛泽东集中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在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统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合理的改造步骤,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过渡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把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外部联系推进到内部联系,从而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此加以学习和研究,对指导当前的改革发展仍具现实意义。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⑤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位、作用等方面的观点和认识,构成了较为系统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首先,毛泽东总结了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地位,肯定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已成为新式的国家资主义经济,并含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根据就在于接受政府管理和工人监督,与国营经济相联系,有利于国家和工人;其次,毛泽东揭示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他强调国家资本主义是在改造私人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不仅为国家供给商品,满足城乡工业品的需要,为生产和生活提供货源,还为国家积累资金,以上交税金的形式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还能够为国家训练经济管理干部发挥了作用;再次,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需要,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他指出:“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1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13]毛泽东还指出,“我国政府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加工定货,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解放区,例如东北的一些城市,早已经存在。在全国解放以后,就得到普遍发展”。 [14]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24]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9页。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六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29]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1页。

  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五百亿②(②这里指当

[新宝2登陆,27]田居俭,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创举,《党的文献》,2011年4期,第59-65页。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

  一、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溯源

  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

[34]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4-115页。

  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

[36]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03页。

  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

内容摘要:毛泽东结合我国的时代背景,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创造了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其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仍具有借鉴意义。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③(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在1953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⑨毛泽东认为,“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⑩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再次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11]至此,毛泽东关于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总方针的思想,已逐步成熟并完善起来。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11月17日。)

  事实上,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同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个创举。诚如毛泽东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也正是得益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顺利解决了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最后变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既符合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又避免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并对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家能获利多少?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国家资本主义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15]。在具体的矛盾处理方面,毛泽东赞同李维汉的报告《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中的观点:“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16]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 [17]基于这点考虑,毛泽东将“利用、限制和改造”定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总方针。[18]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走的是合作的路线,合作的事业,既然是合作就不能强迫。为此,“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19]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并开导他们,“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 [20]

  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

注释: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办法。

  二、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实践形式

  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

[1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严格地讲,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曾想在俄国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这一政策在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成功地顺利地实现了。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⑦《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三年六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55页。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总计100.O%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产物,这一方面体现在毛泽东准确把握了中国当时的国情特征,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29]毛泽东还指出,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30]他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苏联没有怎么搞起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是否在商业方面多搞了一点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31]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

  那么,上述这些巨大成就的背后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其原因应在于,毛泽东关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中国新鲜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设想,由于时代的限制未能变成现实。[28]列宁力图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反抗乃至发动武装暴乱,也未能变成现实。直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继承和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和赎买政策思想,并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终于取得消灭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胜利。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

[13]《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327页。

  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产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把握和创新精神。毛泽东在1953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32]毛泽东也承认,“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33]毛泽东还指出,“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34]

  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

  三、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产物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

  章乃器: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成功而又顺利地用和平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得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说来比较弱小,未曾得到过充分的、长足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逐步被纳入国家经济管理的轨道,在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方面依赖于国营经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的一面,在中国革命中总的说来处于中立者或者参加者的地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中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功,还决定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上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能成功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和国内的其他因素。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

  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地方工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发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计划,但是面对各地暴露出来的这些严重问题,不得不临时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对此提出批评:“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②(②《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得来,可以办好。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第一次座谈会是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

  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胡子昂副主任委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改造。如四川的批发商,有的已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有的已成为国营公司的代批店,还有很多人结束了企业,参加了国营公司工作。他们都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拥护政府的这些新的安排。今天同工商界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陌生。我们应该团结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委员们,团结民建会的同志们,更广泛地团结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团结在党的周围,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①(①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记录,1955年10月29日。)

  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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