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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行动果断

来源:http://www.reliabid.com 作者:新宝2登陆 时间:2019-12-24 23:56

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华国锋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表示赞同,他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度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这一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可以说,粉碎“四人帮”为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
  
  这年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恩来的逝世。在周恩来逝世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事件发生后,“四人帮”又对其大做手脚,颠倒黑白,以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毛泽东同意的,就使得这一事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南京市的学生和市民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有人还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这些举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在电话中问《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你们报社在南京有没有记者,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反映重要情况。”王洪文还说,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所以,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是:一是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三是打击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4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各地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也就在这一天,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词: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月2日,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还说:“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指示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二天,姚文元打电话称,是否写一篇社论,题目叫《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形势大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然后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至于社论写些什么,姚文元已经想好了。社论写好之后,他又加了几句话:“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
  
  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广场去的达200万人之多。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而且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首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编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上。可是,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结果,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离审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报》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结果,姚文元断章取义,把邓小平污蔑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与此同时,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明确地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他还指示《人民日报》:“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应“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叶剑英、李先念没有参加。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他还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这天,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要警察“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30多人。
  
  就在这天深夜,姚文元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要求把那篇已经写好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在第二天登出来,而且还要放在“一版头条加框”。姚文元要这位负责人转告新华社,在当天就播发,“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他还叮嘱这位负责人:“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求“尽快通报全国”,并指示公安部门“揪出司令部”。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这几天,毛远新经常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了“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远新将会议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和《人民日报》的那位负责人,把“欲悲闻鬼叫”这首诗同另外一首诗拼凑在一起,经过删改后塞进这篇报道里,以此为依据,说明“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他还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
  
  在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无中生有地说邓小平坐着车子到广场指挥,提出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
  
  当晚,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这两个决议和报道。
  
  谁知,消息发布后,群众仍在继续举行抗议。有人贴出“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标语。还有人打电话、写信给《人民日报》社,对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这种爱恨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11年后,邓小平在同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①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②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盲。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③”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④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0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 指1935年8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⑤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获。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的,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获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周恩来说,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⑥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⑦”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就在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9月20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新宝2登陆 ,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⑧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⑨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⑩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①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自1975年6月1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③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1975年12月31日。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

  ④[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毛主席说“再见”》。见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⑤《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3页。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⑥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⑧毛泽东对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12日。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像地震一样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⑨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6年1月20日。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据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记录,1976年1月21日。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①”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②”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张耀祠也对笔者回忆说:

  华国锋这时五十五岁,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③”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总理去世的消息,是我向主席报告的。主席听后,很久很久没有说一句话。等了许久,我见主席轻轻地朝我挥一挥手,赶紧退了出去……”

  对华国锋的职务,这时还没有正式任命。一月二十四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领导人的唁电,在电文末尾,通常应当有联合署名的国务院领导人的名字,这个电报上却没有。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也亟需有人主持,不宜再有耽搁。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二十八日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一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⑤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⑥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二月三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⑦二月七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⑧”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盲。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对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依然采取肯定的态度。这些谈话经过毛远新整理和毛泽东批准,先在“打招呼”会议上传达,再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萧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据萧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⑨”这反映出毛泽东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尽管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同“文革”初期那种充满自信、讲得十分绝对的话已有不同;但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他仍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结论。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1976年1月23日、1月28日、2月4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⑩”三月初,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1976年1月31日。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萧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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