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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

来源:http://www.reliabid.com 作者:新宝2登陆 时间:2019-12-24 23:54

  对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他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②(②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3日。)二月十九日,他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一开始就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又问李富春等:“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他还说:“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②(②《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道: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上的批注,手稿,1968年9月25日。)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

  经看出问题来了。”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平平的腿好了吗?”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

  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9、290页。)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基于这样的认识,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又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③(③1968年4月1O日《人民日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涉及的社会面更广。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再度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个道理。”

傅崇碧把周恩来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他曾说过:“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那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又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刚开始不久,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③(③《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6页。)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④(④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拉就上来了。”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

  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下了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胜利。”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发出》。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这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一九六七年要稍稍平稳一些。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已经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是很难收拾的。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情况仍极混乱,甚至继续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铁路运输方面。

  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

  他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引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刘少奇落座之后,郑重地对毛泽东说: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二月七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④(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7日。)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2日。)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记录,1969年3月22日。)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①(①毛泽东

  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录,1968年10月13日。)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我还要你来教训?”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31日。)这样,把要开除邓小平的主张平息了下去。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为什么这时又要派出工人宣传队呢?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时这样解释:“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③(③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的记录,1968年8月17日。)

新宝2登陆 ,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专政,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最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

  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经过一九六七年“全面夺权”和到处派性武斗的大动荡后,进入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派性、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来。他仍设想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在三年左右告一段落。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表明了他对局势的这种估计。社论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①(①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还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

  七月二十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8日。)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他又说: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O月31日。)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②(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在毛泽东对他们严厉批评这种场合,江青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她插话说:“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她这样推托:“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五十万军民共度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①(①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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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

  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几天后,他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提出“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和“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也反映出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②(②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

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

  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毛泽东说: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72,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

  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文章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同意的。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②(②《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

  二十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他还谈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①(①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出来。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②(②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这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看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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