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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宝2登陆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1956年10月的波兰华沙事件对刘彦顺来说

来源:http://www.reliabid.com 作者:新宝2登陆 时间:2019-12-24 21:38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①(①出席这个会议的,实际上是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有4个党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刘彦顺简历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汇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1]。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是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在中国、俄国和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的研究[2]。 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响应[3]。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都是中共提出来的。 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1957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就是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4]。但是,笔者还注意到,莫斯科会议过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争论和分歧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中共和苏共首先指责对方的,也恰恰是对莫斯科会议路线的背叛[5]。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次会议得以召开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也确实“捅了漏子”,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和组织混乱[6]。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表现形式是以1947年成立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7]。后来由于苏共强迫大家批判南斯拉夫和铁托,并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情报局在社会主义各国名声极坏。到1952年,即在斯大林去世前,情报局的活动就基本上停止了[8]。鉴于情报局浓厚的斯大林色彩,在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通过了解散情报局的决定。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今后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时,米高扬建议利用一些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取代现有的情报局。多数人都赞成建立区域联合组织,但情报局的名称不能再用。赫鲁晓夫提出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称为“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得到一致拥护。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及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9]。苏共在大会期间是否与各国党商谈过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史料。只有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回忆说,3月29日赫鲁晓夫与他谈话,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欧洲两个,亚洲一个,美洲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他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对这件事“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10]。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机构很感兴趣。当1947-1948年中国内战爆发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11]。1949年春,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认为内战尚未结束,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答应[12]。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提出了中共参加欧洲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必要”,但认为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13]。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此事又耽搁下来。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5年中国紧随苏联之后,与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时,情报局在欧洲已经无人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重提建立类似情报局的共产党组织,显然不合时宜。因此,苏共的这个建议被中共轻易地否定了。 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他在会谈中说,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14]显然,中共虽然也主张各国共产党应该协调行动,但认为活动的方式不是建立机构和办刊物,而是开会解决问题。目前看到的史料没有显示苏共对此做何反应,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当时苏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乱而面临窘境,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新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二 中共有意与南共联合召集会议 尽管各国共产党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却是大家的共识。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15]。4月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由于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论就其组成成员来说,还是就其活动内容来说,都已经不适应新的条件了。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这条消息[16]。 情报局是解散了,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还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给东欧一些党关于解散情报局的信中,苏共中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17]。为此,6月22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18]。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鉴于此前出现的党内和社会的思想波动问题,决议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许多限制性解释,同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19]。这一点不仅苏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国共产党也有类似要求。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表示,情报局停止活动后,各国共产党会考虑各自国家的民族特点,但必须加强联系,以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问题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问题”[20]。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之时,波匈事件爆发,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加必要了。毛泽东和中共对波匈事件非常关注[21],在危机处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响,帮助莫斯科化险为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22]。大概是考虑到莫斯科面临的尴尬和被动局面,以及苏共没有正式答复是否同意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主张,在中共看来,此时召集各国共产党议事,最好由自己出面了。于是,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期间,周恩来便主动再次提出了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不过,这时中共虽然继续同苏共“交换了意见”[23],但私下考虑的会议召集人却不是莫斯科,而是北京和贝尔格莱德。 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特意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眼下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与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能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又强调:更确切地说,整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人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虽然不是很坚决,但周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还说,会上将研究创办各国共产党新的报纸的问题,但中共反对这样的做法。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24]。 此前,周恩来确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通过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铁托一次,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于是,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的问题。铁托表示,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25]。南共的态度令中共进退两难,因为事前并未向苏共提到会议召集人的问题,回国途径莫斯科时,彭真只好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26]。 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苏共只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开会解决问题[27]。为此,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鉴于南共的态度有些勉强,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通报各国共产党会议的问题时不要表现出强迫态度和过份热心,可先进行双边会晤。会议认为应与中共商议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了,并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草拟致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28]。 莫斯科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着实令中共吃惊。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29]。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毛泽东一改初衷,答复苏共中央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30]。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三 赫鲁晓夫迫切需要毛泽东的支持 过了四个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就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议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一次不好再推托了,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会议,但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一致的意见就写上,不一致的就不写。考虑到这个文件要公诸于世,中共主张会议之前要在共产党之间充分交换意见。草案要经过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中共认为,这样做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麻烦一些,但是,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处的[31]。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六月事件。这次事件的结果再次使中共占据了主动地位,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也更加言听计从了。

  这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与一九五六年相比有了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重新恢复了平静。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大混乱大分裂的局面。倒是相反,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充分暴露。而苏联又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暂时居于领先地位。这对提高苏联的威信,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提出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这是自一九五六年四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苏联的建议一提出,立刻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的重视,并作出积极响应。

  一九六二年十月,

刘彦顺,1933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穆棱县。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4年10月奉派留学于波兰外交学院外交领事系。1958年进入外交部,在我国驻波兰革但斯克总领事馆、驻波兰大使馆研究室工作。1965年在外交部苏欧司任职。1969年重返波兰,在驻波兰大使馆先后任随员、三秘、二秘,从事调研并兼管新闻工作。1975年在外交部苏欧司任二秘、一秘。1983年再次赴波,在驻波兰大使馆任一秘,1984年任政务参赞。1987年在外交部苏欧司、欧亚司任参赞。1992年4月至1995年10月,任我国驻波兰共和国大使。

  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各国党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如何处理好苏联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许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分歧意见都暴露出来了。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现任中波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史学会理事,前外交官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对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苏联经验等问题,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一论》和《再论》两篇文章,公开地表明态度。但是,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问题,以及是否要坚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苏联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恰好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阐明自己的观点、争取一些兄弟党的理解和赞同,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1992年我重返波兰工作,波兰社会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我接触过的许多政界要人,一谈起中波关系,都会不约而同提起‘波兰十月事件’。”其中有参众两院领导人,有总统府部长,有华沙省市地方长官等。尽管他们属于不同党派,对内政外交持不同观点,但对中国在“十月事件”中给予波兰的支持,都赞不绝口。“毫不夸张地说,在中波关系史上,1956年10月是闪光的十月,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956年10月的波兰华沙事件对刘彦顺来说,仿佛历历如昨。

  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的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南共不赞成,并表示不准备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这时,苏共中央才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中共中央接到这个草案,已经是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将中共中央对这份宣言草案的意见转告苏共中央。一起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赫鲁晓夫“兵临城下”

  毛泽东告诉尤金:“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官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1956年,刘彦顺还是波兰华沙外交学院的一名年轻学生。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流传至波兰后,外交学院失去了往昔的平静。波兰同学给刘彦顺讲了很多苏联如何干涉、欺负波兰的事例,言辞激烈。人人都预感到,一场风暴可能来临。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果不其然。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七中全会,为犯有“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先后被撤职、开除、监禁的前任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名誉。10月15日,波党政治局决定提前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并准备选举哥穆尔卡为波党中央第一书记。消息传出,苏联表示强烈反对,不同意哥穆尔卡复出,要求波党推迟举行八中全会,举行苏波两党会谈。“当时,赫鲁晓夫下令驻扎在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波兰境外的苏军也向波兰边境集结,华沙城内气氛异常紧张。”

  毛泽东说:“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10月19日早晨,赫鲁晓夫率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突然飞临华沙上空,波党领导人匆忙赶到机场迎接不速之客,宾主间爆发了一场“舌战”。赫鲁晓夫要求出席波党八中全会,遭波方拒绝。波党八中全会如期举行,但临时增加议程,增选哥穆尔卡等人为中央委员,授权政治局和哥穆尔卡同苏共代表团会谈,并决定中断会议。当日上午,波苏两党代表团在贝尔维德尔宫开始了会谈。“此时哥穆尔卡已是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书记正式候选人、全会授权的正式会谈代表。赫鲁晓夫不得不面对波党中央已确立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既成事实。”刘彦顺大使说。

  第二个问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司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新宝2登陆,  再一个问题,是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七月五日在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波苏两党会谈第一阶段气氛僵硬,双方互相指责。哥穆尔卡要求赫鲁晓夫下令苏军停止调动,返回驻地。赫鲁晓夫迫于形势,命令苏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在会谈中,波兰领导人一方面坚决反对苏联干涉内政,一方面竭力消除苏联疑虑,强调坚持波苏友好同盟重要性。最后,双方商定八中全会结束后,波党立即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继续进行两党会谈。10月20日清晨,赫鲁晓夫从华沙打道回府……

  毛泽东对尤金说: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指莫洛托夫。——引者注),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毛泽东这样提,是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说法。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波兰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翻天,还是反对苏联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此,在中国驻波兰工作人员中产生了分歧。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将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如实上报了中央,并说明使馆党委的倾向性意见”。刘彦顺告诉记者。

  毛泽东说,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引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他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出人意料的是,恰恰是少数人的观点,得到了中央认可。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认为“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并指出“我驻波大使馆的看法,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是对的。”正是从这一正确的判断出发,中国此后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

  毛泽东一再说明,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①(①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9日。)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中国说“不”的作用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通过尤金很快转告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10月24日,刘彦顺刚走进华沙外交学院教室,波兰同学尤莱克欣喜若狂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直奔过来握住他的双手说,“谢谢中国!毛泽东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是毛主席说的‘不’字传到了波兰,打动了波兰人的心。”赫鲁晓夫也就在这天,打电话吿诉哥穆尔卡,已下令苏军返回军营,结束了从10月18日开始苏军兵临华沙城下的武力施压状态。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到机场迎接。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十月事件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北京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苏方表明中国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的立场。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事前,毛泽东得知苏联方面准备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二百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谢绝了,他向苏方表示: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三百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苏联方面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刘彦顺告诉记者,据新华社前社长吴冷西回忆,毛泽东会见尤金是在10月20日,但其他一部分文献材料把会见时间记为10月21日。“虽然关于具体时间尚存争议,但对于改变十月风暴的进程,中国说‘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彦顺说,10月21日赫鲁晓夫虽已从华沙回到莫斯科,下令苏军停止调动,但波苏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尚未解决,疑虑和紧张远未过去,苏军坦克继续停在华沙城下待命。“一句话,赫鲁晓夫此时仍保持着对波动武的倾向。据苏共中央公布的档案披露,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两次会,在第二次会议前,赫鲁晓夫对波态度仍然犹豫,一方面考虑武力干涉,一方面又希望静观事态发展,但在第二次会议后,他的态度明确转变。”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又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②(②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此后,10月30日,苏联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犯有错误,表示出有错必改的态度;11月1日,中国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的宣言。11月15日至11月19日,哥穆尔卡率团正式访苏,波苏双方经过会谈,达成共识,强调双方要“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加强和发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至此,1956年紧张的波苏关系告一段落,波苏之间最终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⑤

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转变,其内因在于综合分析波兰八中全会之后,波兰并没有出现闹事情况,而他“返回莫斯科后,听到了中国的‘不’字,这有助于举棋不定的赫鲁晓夫在干涉和退让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可以说,中国的态度成为影响苏共决策的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重要的外因之一。”刘彦顺强调,对于中国说“不”的作用,不能片面地从10月20日或10月21日的“一时一事”来看,而应从十月事件一个多月的事态发展进程来分析,“中国声音起到了持续性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晚,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波兰十月事件早已成为历史。当波兰处于困境时,中国对波兰表示出的友好、同情和支持,时至今日,仍是中波两国人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会谈一开始就谈会议文件问题。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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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赫鲁晓夫还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这些话,对会议文件问题,没有再提两种方案的事。他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他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他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办一个刊物,也不赞成在近期内成立组织。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当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比较紧张,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六日,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个庄重的国际讲坛上,毛泽东热烈地赞扬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全面分析。他说:“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侧重点,这同《再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讲话最后落到团结问题上:“在我们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继续努力,保护和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保护和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①(①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不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动人的情景:“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7页。)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纪念大会的成功举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这一天起,直到二十日,毛泽东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成功,为了达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频繁地会见一些重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同他们交换意见,做一些说服工作。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谈话首先从波兰党开始。当时,波兰局势已趋于稳定,但波苏关系还比较紧张。由于受苏联长期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召开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对宣言内容有些不同意见,对在宣言上签字有过一些迟疑。同时,也不愿意再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波兰党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抱着尊重、友好的态度。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中国共产党阻止了苏共对波兰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而中国共产党长期走独立自主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又赢得了包括波兰党在内的东欧各国兄弟党的敬佩。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十一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利用纪念大会休息的半个小时,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开始第一次会谈,当晚继续进行。双方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主要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关于国际形势,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党吃过苏共的苦头。他们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力图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6日。)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这次会谈,很友好,很坦率,讨论问题是认真的、严肃的,气氛又是和谐的、轻松的,体现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随后,毛泽东接连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而且都不止一次。这三个党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影响较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它们所处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很大不同。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战后恢复期,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就成为这次莫斯科会议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同西欧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还想通过这些接触,更多地了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互相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按照苏共起草会议宣言时的设想,是要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共同在宣言上签字。会谈中,陶里亚蒂提出,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在宣言上签字,但是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论两个党还是三个党,在宣言上签字。十一月三日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他就提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谋而合。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⑩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是毛泽东和陶里亚蒂会谈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

  ①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是否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与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同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他说:“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与和平过渡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还有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即整个形势究竟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帝国主义阵营更有利。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他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说:“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是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又认为,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①(①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7日。)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全部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主要问题上得到了共识。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会谈。谈的主要问题,跟同陶里亚蒂谈的差不多。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②(②毛泽东同多列士会谈记录,1957年11月8日。)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两次会谈。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国际形势转折点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他非常仔细地向对方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回答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①(①毛泽东同波立特、高兰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9日。)这样,毛泽东对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觉得有把握了。

  ⑦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宣言的起草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原先苏共提出的那个草案,中国代表团不很满意,到莫斯科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用了三天时间(三日至五日),重新起草了一个。

  ⑧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11时。

  从六日开始,中苏双方就宣言交换意见,最后基本上采用了中方的草案。十日,双方达成对全部草案的共同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十一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十三日,中国代表团研究各党的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提出的意见。然后,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稿子。关于这天讨论文件的情况,杨尚昆日记有一段记述:“五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十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地讨论。到九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会场,开到十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一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十一时再到会场,开到十二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2页。)这时,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只有十多个小时了。

  ⑨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2时。

  十一月十四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国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⑩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毛泽东接着说:“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他又说:“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为了增加讲话的分量和说服力,毛泽东谈到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他说:“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①(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根据赫鲁晓夫提议成立的宣言起草委员会,主要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组成,同时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与全体代表会议交叉进行。起草委员会十五日开会,会上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始终未能与波兰取得协议。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等等。下午五时半,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的情况。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事情很明显,宣言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在波兰。谁能与波方就分歧意见进行商量并取得有效结果呢?只有毛泽东。赫鲁晓夫不行,其他党的领导人也难。赫鲁晓夫早就对毛泽东说了:“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毛泽东听完汇报,六时半即去哥穆尔卡住处同他会谈。这是毛泽东同哥穆尔卡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毛泽东有意使会谈气氛轻松一些,一开头就说:“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哥穆尔卡直截了当:“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毛泽东问:“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波兰党提出了四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三个存在分歧。他说:“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由各自决定。”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接着,双方就宣言中的一些主要分歧展开讨论。双方都很坦率。毛泽东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能让步则让步,能妥协则妥协,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毛泽东完全用商量的口气,充分说理,使对方没有一点强加于人的感觉。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分歧意见之一,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这一句。哥穆尔卡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毛泽东说,其他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等国。毛泽东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大部分世界”。哥穆尔卡插了一句:“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毛泽东紧接着也说了一句:“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大家。”哥穆尔卡:“是这回事。”毛泽东:“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分歧意见之二,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建议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说,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哥穆尔卡表示同意。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分歧意见之三,是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毛泽东解释说,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哥穆尔卡说:“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毛泽东说:“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哥穆尔卡说: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毛泽东说: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会谈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毛泽东说: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哥穆尔卡笑着回答:没有。)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哥穆尔卡说:“我没有这种感觉。”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④

  在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双方就三个分歧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或比较接近的认识:(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这些修改,基本上都是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所以,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毛泽东申明,今天谈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还要与赫鲁晓夫谈一下。哥穆尔卡真情地对毛泽东说:“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毛泽东:“我准备见你一次。”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5日。)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会谈从下午六时半持续到晚上十时,共三个半小时。会谈取得重要进展,为最后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陪同毛泽东去谈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六时半与主席一起去哥穆尔卡处谈话,共三小时半,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3页。)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十一月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举行。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看来这是苏共的有意安排。显然,毛泽东对宣言的表态,具有很大影响力。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毛泽东又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②(②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6日。)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通过了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十九日,除南斯拉夫以外,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了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汇集在莫斯科,共同讨论并签署了这个宣言,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宣言分析了国际局势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当前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⑤

  宣言提出,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其中特别讲到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宣言论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①(①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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