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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来源:http://www.reliabid.com 作者:新宝2登陆 时间:2019-12-24 21:34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

读《毛泽东传》心得及浅评

——对“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之我见

曹子文 2016年元月5日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命题,是特色设计师邓小平之论调,亦是邓后历代继承者们维护的命题。这个命题明确地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一个人的智慧,是包括尤其是邓小平在内的所有共产党人的智慧。这个论调明显地已经把“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历史结论给荒谬化了。也就是说没有毛泽东这一份子,中共一样能够如愿成功,新中国一样能如期建立。如是,我就带着这个命题去研读各种版本的《毛泽东传》,看看那些传记中是如何评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尤其我要注重寻求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究竟有那些智慧贡献出来。

《美传》在P176 有这么一句话:“由于毛泽东即是共产党人,又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故而赢得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没有他就不可能赢得胜利”。这句话的实质意义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个美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传记编写者竟然对毛泽东认识到如此程度,不知道执行“改开”的特色党人们看了这段外国人的评论有何想法。

《美传》在P242—243 还说:“蒋介石在1948年的一次国民党会议上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具有奉献精神,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好。人民解放军比国民党军会打仗,更有智慧”。这里就涉及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还涉及到了“人民解放军比国民党军会打仗,更有智慧”的军事思想,尤其是共产党“具有奉献精神”。这美国作者写《毛泽东传》,不论褒贬,都是围绕毛泽东一人而已,怎么就不强调中共集体智慧的他人了呢?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没有他人的智慧呢?有!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终身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扎根群众、吸取群众营养取得的。具体到中共群体中哪些具体人有哪些具体智慧的贡献,我在《毛泽东传》中还确实寻找了一些具体事例,如:

例一、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形成,有他人智慧的贡献。据《中传》P567——568介绍说:“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论断,是在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二章‘中国革命’是他自己写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后经他修改定稿的”。这里第二章是最主要部分。在P571记载说: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点《大传》P917和《中传》说法是一致的,而《俄传》P500说,“在延安的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工作,其结果就是,他成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作为中国解放运动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说实话,他是在他的能干的秘书陈伯达的帮助下得以搞出这个理论的”。这个俄国佬在这里虽意在降低毛的主导思想,但他提出的有陈伯达参与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符合事实的。

例二、粟裕的军事智慧贡献:粟裕这位战将,曾有几次灵活地变动毛泽东原定作战指示而获成功,并取得了毛泽东的赞誉。我这里仅举一例,以后会专题阐述粟裕军事智慧的。

1948年9月24日,在攻打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致电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并传中央军委、毛泽东说:“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以便于恢复我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条件,以及便于而后华野全军进入龙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粟裕还为淮海战役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这在中国共产党战争史上,第一次由前线将领提出重大的战略计划,《大传》P1335。11月1日,毛泽东根据粟裕的建议,为加强淮海战役的领导,决定“由刘、陈、邓、粟、谭五人组成前总委,完全采纳粟裕的淮海战役方案。并决定由粟裕来指挥这一大战役。《大传》P1349

例三、1948年11月15日,听取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建议停攻太原,集中华北主力,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用围而不攻的方法拖住傅作义的致电,毛泽东随即电告徐向前、周士第,要他们立即停止军事攻击太原,进行政治攻势,而已固守既得阵地,就地休整,待东北野战军入关攻击平津时,再攻击太原。这可以算作林、罗、刘三人的军事智慧贡献《大传》P1353

例四、李维汉:1953年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组织调查组,曾到民族工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调查组于五月二十七日写出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司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李维汉概括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指出:“…..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营资本主义,…..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调查报道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高度重视,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如是于六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上是一个创造。《大传》1384—1386

例五、陈云的经济智慧:国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经验,首先是从批发商开始的。因为私营批发商,特别是大的批发商,有很大投机性,往往同国家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对私营批发采取了排除代替的方针,从而使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陈云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大传》P1399——1400

为了开好一九五六年的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对政治报告稿经过多次修改,主要是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到九月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毛泽东觉得这一部分还需要再征求陈云的意见。《大传》P1476和P1479这说明在经济方面的思想,陈云的可参考性为重。

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于二月二十三日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同志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作为今后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中传》P2172。这也是陈云同志在指导思想上一大贡献。

例六、周恩来智慧的贡献: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毛亲批“请恩来修改”,第二天,即九月八日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毛主席在批转刘少奇时批示说:“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大传》P1480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提出的对外建交原则,也是经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了概括、提出和推广,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中传》P1534

一九六三年5月11日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周恩来对《决定》草案中所讲到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提法提出了疑问,他说:“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建议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即采纳了周、李的建议。并指示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大传》P2616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指出:“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决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要留有余地。….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毛传》P2330

例七、毛主席说; “‘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所以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作总结讲话时提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说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主席还解释说:“‘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年谱》P570——571

例八、张震献策:在攻打金门问题上,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身为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震,在总结了一九四九年十月首攻金门失利经验后,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提出两点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主席批示彭德怀说:“此意见可注意”。此建议得到彭德怀和陈毅等赞同。《毛传》P1546

例九、一九五六年为了批判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毛主席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十二月二日晚,毛主席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初稿。毛主席为文章定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中传》在P1575编者结论说:“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中传》P1571和P1575

例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定稿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征求意见稿十次,毛主席自修稿三次,共十三次稿。前后共无十五天。这也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吧!但在所看到的传记中,参与修改稿的唯独没有邓小平。《大传》P2083、《中传》P1671

例十一、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看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湖北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讲话,指出“四清”的中心任务是搞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毛泽东看到王任重的讲话后,就对刘少奇的“四清”概念做了改变,采用了王任重关于“四清”的诠释。《中传》P2337

例十二、李鼎铭的精兵简政:在1941年11月6日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时,身为开明绅士、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他毅然决然地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联名拟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从内容、理由、方法讲述的很条理清楚,毛泽东采纳了李鼎铭先生的建议,这“精兵简政”即作为在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大传》P969—971

例十三、1944年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按照《中传》P677——678的记载和评论说:“最早‘决议’草案是任弼时在1944年5月写成的,….它是以1941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题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做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做过三次修改,…..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中传》说: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就是没有邓小平参与此决议稿的修改智慧。

例十四、一九五八年2月18日在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回顾总结了《农业四十条》说:“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议上七议八议提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才形成十四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9月三种全会,…..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在所看到的传记中又没有邓小平的智慧。

毛主席又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大传》P2149

至于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是周恩来经过争取李富春、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陈伯达交谈,召开会议后,讨论定稿后的。《大传》P2480 1961年3月22日,广州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也是经过每个大区选派一至三人为代表,参加修改逐步形成的。《大传》P2506

我细读了各种版本《毛泽东传》,仅搜索到这些事例。从以上事例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确实有好多党内同志和党外仁人们的贡献,但不论是《年谱》还是《中传》、《美传》、《俄传》以及《大传》都偏偏没有发现一处有邓小平的治军、治党、治政的智慧显现之记载。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即使有集体智慧,但却就是没有发现邓小平的智慧成分。我想,如果邓小平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智慧贡献,那么起码《中传》的特色编撰者们一定会运用高度放大手法喧然的。遗憾的是这一机会在当时给疏忽了,这些人们,以后如果还有机会再版《中传》时,想必会学习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手法编造一些填补之。

当然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如果说上述他人的智慧提供能起作用的话,也仅是附着于思想的很小一部分,这犹如北冰洋上的冰山,其他人的智慧提供也仅是冰山上的一抹雪霜,而附在冰山一局;又如巍峨泰山上的群株松柏,那只是依托于泰山壮观之点缀,而不能称谓泰山。毛泽东思想主要地还是根源于他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勤奋、贤辈们的熏陶、马列主义的吸纳,加之毛泽东个人的天赋而形成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对《共产党宣言》实践的成果。先贤前辈和当今许多学者们已多有评论,尤其是最近维新里的《毛泽东思想果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吗?》一文论述了“集体智慧”称谓可否,此处勿须我来赘叙了。

就“智慧”一词而解,《辞海》上说: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在佛学上的意思是说:明白一切事相叫智,了解一切事理叫慧。相之形也,理之神也,这里的慧是中心、核心,所以常用慧根二字来评价一个人的智慧。用现代人通俗的说法,就是具有最高的、最好的、最见效的善事、善为、善言之善果。也就是说,现代词典上的解释和佛学上含义就基本接近和相融了。毛泽东才真正配称智慧之人——他的着作和言谈才是教人成仁成才之智慧,他的治党、治军、治国之策才堪称伟人智慧,他那高超卓绝的政治军事战略战术才具有震慑敌人的霸气智慧,他那悯恤和救拔劳动人民及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一生才是至尊至圣之施善智慧。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从过去到现在的队伍里,只有毛泽东才是阐明一切事相的智者和诠释一切事理的慧者,只有毛泽东的作为才配称人类谋求解放的发明创造之大智慧者。(这些要在下一篇《毛泽东究竟伟大在那里?》一文会专题阐述到的)。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量和质的发明创造者,如上述例举到的周恩来、陈云、粟裕等党内诸同志的忠实执行和灵活性的运用亦属毛泽东思想智慧的集成者,而唯有那些如邓小平等奸黠之辈,虽然跟随或参与过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但只能算是在革命进程中某一阶段的同路人或同盟者,他们在形成毛泽东思想智慧中,根本就没有资格配享这一荣誉。

总之,对于“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命题,一是邓小平这个慧黠之人的阴谋政治所致——将毛泽东的位置或分量混同于中共所有成员之一份子,意即这分子是可有可无的,这我在开头就说到了;二是,当时与邓和声者们以及后来的继承者们所以也如此认可,既说明是他们私有利益的共同所致,又说明他们的马列主义政治辨别能力之低下混沌,所以附和相应。从这个命题可看出,“改开”以后的共产党已经把毛泽东思想淡默化、边沿化、虚无化了。事实上是所谓的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改革的“特色”理论污染了全党。所以“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说法只不过是对国民的甜蜜和悦耳的欺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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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胡乔木处任秘书时同邓力群相识的。当时他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乔木同志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作为党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分管思想理论战线和中央文件的起草,他们之间工作往来很多,我和力群同志也逐渐熟悉起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胡乔木和邓力群都退出第一线,到中顾委分别担任常委和委员。此时我在中顾委已工作三年,作为中顾委的副秘书长,继续为他们服务。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中顾委撤销,乔木同志也于同年9月病逝。两年后,中央批准成立《胡乔木传》编写组,邓力群任组长。我也于2000年参加了编写组,直到2015年初邓力群去世。所以,我同力群同志的接触可分为三段:在乔木处五年,在中顾委五年,在编写组十五年。尤其是后两段,力群同志工作不像以前那么忙,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看望他,同他聊卿天。我很佩服力群同志超常的记忆力,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他给我讲了早年与乔木同志交往的故事,加上后来我多年为他们工作服务的切身体会,使我深深感受到这两位老前辈在毛主席、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的指导下,密切合作,竭尽全力,为党为国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一名,他们代表着一千零七十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名代表,几十个党员。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着拥有六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了。

下面记述的只是我所了解的片断回忆。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象征着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空前巩固。

因文字工作而结缘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1943年初,他们相识于延安。当时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力群在毛主席另一位秘书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是研究室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整风运动中,力群同志针对当时整风学习中联系实际、联系自己不够的现象,写了一篇《把箭射向自己》的大字报,检查自己的学风问题。这张大字报当时影响较大。大概陈伯达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毛主席,乔木同志特地去找邓力群把稿子要去,并把稿子的标题改为《我来照照镜子—学习散记中的几个片断》,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这是力群同志在延安时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央领导同志注意,随后他被吸收为总学委巡视团成员之一。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①(①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②(②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1953年秋,刘少奇把邓力群调到身边,只做文字工作,不给秘书名义。从此以后,他和胡乔木的交往合作就多了。他们共同参与八大文件的起草,共同受毛主席委派于20世纪60年代初去南方调查人民公社情况和公共食堂问题,共同起草“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邓力群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他只是胡乔木和陈伯达的助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举例说,1953年12月下旬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会后毛主席要刘少奇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少奇同志要力群起草初稿。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写了1.2万字的稿子,毛主席看后说不能用,要胡乔木改写。力群看了乔木的改写稿,发现乔木在改写稿里只用了他几十个字,等于重新写过。这件事使他深有感触,对乔木同志非常佩服。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新宝2登陆 ,邓力群在谈到起草八大会议文件时说:刘少奇布置陈伯达负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胡乔木负责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于是陈伯达把田家英、何均和邓力群找去给他帮忙。搞了一个多月,写出一个初稿,刘少奇转给乔木同志,让他提意见。乔木看后说:这不是一个政治报告,而是个学术报告。少奇说:你说不像政治报告,那好,你来起草一个吧。乔木正在犯愁的时候,毛主席听取党中央、国务院35个部门关于财经方面的汇报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刘少奇听后很高兴,当晚就把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找去,说以“十大关系”为主线修改八大报告。主要由胡乔木负责,陈伯达也参加。很快,政治报告就完成了。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①(①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毛泽东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邓力群还把胡乔木与陈伯达起草文件的方法作了比较。他说:且不说陈伯达的人品,仅就工作方法来说,陈伯达接受任务之后,先要写作班子看材料,写初稿。不行,就再来;还不行,又再来。怎么不行,他也不讲。到最后,他觉得有点基础了,就一边谈,一边改。由他口述,我们笔录。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磨到他满意为止。乔木同志与他相反。他要你帮他做事,一开始就和你讲清楚是什么题目,要讲哪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什么,第二个问题讲什么,把文章的要点给你讲一遍。你根据这个要点起草,交给他之后,他再也不找你了。要改,要重写,都是他自己干了。邓力群说,通过协助他们两个人起草八大文件,确实收获不小,使他懂得了怎样为中央起草文件,知道要经过什么过程,注意什么问题。这为他以后为中央做事,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八大以后,邓力群和胡乔木又有过多次合作,如协助乔木起草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重新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等。通过合作和接触,胡乔木和邓力群对彼此的品德和能力加深了了解。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

1974年邓小平复出后,对军委和国务院系统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出现由乱而治的景象,深得民心。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阻力很大。尤其是在“四人帮”把持的理论宣传领域问题成堆,迫切需要重新组建一个写作、参谋班子。为此,小平同志于1975年6月间约胡乔木商组一个政治研究室,直属国务院,由邓小平直接领导。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通过研究室撰写重要文章,与“四人帮”对决。研究室由胡乔木负总责,负责人中原来只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六人,后经胡乔木提议,邓小平同意加上邓力群。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研究室协助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如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重新整理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文稿;通过写文章和向毛主席转信、报送材料等方式推动文艺方面的调整,解决《创业》《海霞》影片的上映和一批文艺作品的出版问题。尤其是修改和撰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个著名文件,从理论到具体的方针政策等方面对增强全面整顿的深度、广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邓力群协助胡乔木做了许多事情,没有辜负邓小平的重托。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②(②丰=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患难与共的挚友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冰等人两次写给毛主席的信引发的。这一年的8月13日、10月13日,刘冰等人两次联名写信给邓小平转毛主席,揭发迟群(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静宜(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在工作作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并由胡乔木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再转毛主席。却没想到这两封信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10月19日晚,毛主席在谈话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那么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由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研究室传达完打招呼会议后,李鑫带头对胡乔木发起攻击,指责胡乔木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抢了他的权,说胡乔木“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出粗口骂胡乔木“是什么玩意儿”。也有几个人跟着李鑫的调子说话。1976年2月7日,研究室的造反派农伟雄给姚文元写了一封告状信,揭发胡乔木和政研室的“问题”。随后,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通知农伟雄和胡乔木参加。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农伟雄握手,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应该把运动搞起来。又说:你的任务就是搞揭发。从此,“四人帮”通过农伟雄掌握了研究室的领导权。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

农伟雄和李鑫等人有江青、姚文元的支持,对胡乔木的批判又进一步升级,他们搞了七次批判高潮,一次比一次厉害。据邓力群讲,他们确定犯严重错误的有三个人: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最主要的是胡乔木,其次是邓力群。对胡乔木,主要是要他交代和邓小平接触过多少次,每次都议论了什么;“三株大毒草”(《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怎样“炮制”出来的,邓小平有什么“黑指示”。与此同时,“四人帮”又在报刊上制造舆论,罗织罪名,诬蔑国务院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攻击胡乔木等研究室负责人是“邓小平的谋臣”“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等等。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胡乔木承受着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压力,非常痛苦,思想斗争也非常激烈。造反派勒令他交代邓小平每次都议论什么。一点不说吧,反映上去毛主席不满意;照实说吧,邓小平无疑遭受更大的打击。于是,他采取的策略是重点交代自己的“错误认识”,涉及邓小平的,则主要讲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事。本着这个原则,胡乔木于3月2日写了一份揭发材料直接送毛主席,毛主席阅后批:“送政研室一份,交乔木同志。”可是造反派和几位老同志看了他的揭发材料后不满意,在批判会上都说他不老实,揭发材料避重就轻,说小不说大,说明不说暗,说虚不说实。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②(②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党章第一次修改稿,在邓小平主持下,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就拿出来了。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提交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自“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面对一些无理指责和批判,胡乔木怎么也想不通。有一次开批判会,别人都走了,只剩胡乔木和邓力群。胡乔木对邓力群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老朋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这样对我。邓力群说了些安慰的话。从此以后,直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场,胡乔木有什么苦衷都向邓力群倾诉。邓力群说:有段时间,乔木同志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我总是劝他,安慰他。我这个人,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总要帮人家一下。这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凡是同我有关的事情,绝不要给朋友找麻烦,我能担起来的都担起来,给朋友减轻一点压力。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修改党章问题讲了两段话。他说: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②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五月底,邓小平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③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_百条,这就有办法。”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④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⑤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事情。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⑥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说明刘少奇对毛主席很尊重,毛、刘之间在政治上当时完全一致。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后来听乔木说,起草时他最费斟酌的就是十大关系这个问题在政治报告里如何安排,如何体现,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⑦

  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

  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有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⑧

  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

  七月初,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从这时起,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

  七月六日到十四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十五日和十九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

  这时,北京已进入盛夏时节,酷暑难捱。从七月二十三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

  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气候宜人。

  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二十八天当中,除了三四天没有下海,天天都去,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

  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并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在繁多的准备工作和文件修改工作中,毛泽东始终把重点放在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定稿上。

  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

  为了参加定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于八月二十日回到北京。这以后,他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政治报告稿虽经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仍不很满意,要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九月十四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段批语:“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⑨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⑩

  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4、116、117页。

  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

  ③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后设立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

  ④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

  ⑤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0页。

  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⑦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

  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

  ⑨指政治报告稿新增加的关于英、法外交政策的一段论述,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同志增写的。

  而不是更弱了。”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T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①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通信以及他所写的批语,就生动地体现出这种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②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刘少奇送来的这两部分草稿,写了一段批语:“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还补充了一句:“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③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④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⑤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毛泽东对这三部分很满意,当天复信:“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⑥信中提到的“前一部分”,指的是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也就是刘少奇在信中提到的“前面统一战线部分”。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八月三十日,刘少奇又送来政治报告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的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一万二千字,按版面计算有一万三千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作?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他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⑦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同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还建议:“在国际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⑧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时,毛泽东看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写信给陈伯达并刘少奇:“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⑨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的批语,手稿,1962年1月10日。)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同日晨六时,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稿提出压缩的要求:“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⑩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4日。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③(③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③毛泽东写给刘少奇的批语,手稿,1956年8月24日。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④高智,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①(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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