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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军内一小撮,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来源:http://www.reliabid.com 作者:新宝2登陆 时间:2019-12-24 21:29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原文标题:1967年何人提到“揪军内一小撮”让毛泽东极为不满

文革期间毛泽东是如何救了陈再道上将一命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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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自己“声讨”大会上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主席却又加个“同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尹家民,原题:让毛泽东极为不满的“揪军内一小撮”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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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何立波、叶小青,原题:陈再道“文革”被落井下石:追随张国焘后又成邓小平黑干将,节选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

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陈再道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做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做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做检查?请主席批示。”

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英雄”。当天晚上,由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汇报。根据谢富治的汇报,林彪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即“揪军内一小撮”。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看来,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即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支持。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在“七二〇”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王力被中央负责同志簇拥着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7月23日凌晨3点,中央发电通知陈、钟等人到北京去“开会”。去“开会”的人员共15人,除了陈、钟以外,还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独立师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24日凌晨,陈再道等人抵京,被安排在京西宾馆。当天上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北京文艺界的“造反派”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几百人冲进了京西宾馆。奉周恩来之命保护陈再道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一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他们藏进了电梯,而后把电梯开到两层之间停了下来。后来,有人问陈再道:电梯内滋味如何?”陈再道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像战争年代打地道战。”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百万人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2小时,原本不拟出席大会的林彪突然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决定参加。大会所喊口号,重复最多、语气最激烈的有两句: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委一小撮走资派!”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向北京造反派头目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交了底,要他们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关于“七二〇”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〇”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了“同志”两字。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1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没想到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则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下了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中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

《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把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给周恩来,他写道:

《红旗》杂志第12期还有一篇就“七二〇”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解放军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1月7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刘少奇做检查的行动。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个名字在1967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手里。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庆祝建军40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同毛泽东在外地,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这个不同,即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地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当时还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说什么“乱”,只是“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这完全不是事实。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新宝2登陆,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关于陶铸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后来,他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可是,他却利用掌管的宣传大权,在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大登刘、邓的照片,特别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他还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陈毅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毛泽东才说了上边那些话。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1月9日这一天,江青终于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闫长贵。她对闫长贵说: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发出》。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经看出问题来了。”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我还要你来教训?”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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