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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邓小平,新宝2登陆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来源:http://www.reliabid.com 作者:新宝2登陆 时间:2019-12-24 21:06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十一月二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⑩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一时间,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人们对江青的怒火,在胸中郁积多年,终于大爆发了!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

  还有那首《大家看看什么人》,也是传笑一时: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①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9月15日。

  一九三三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七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江青: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毛泽东还批示:

  ⒁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2月27日。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沦上的“重大发现”。一九七五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那个宣传劲头,真大。

  江青“麾下”的大大小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又说:

  ⑧毛泽东在王洪文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5日。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与世长辞!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这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⑤”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厂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打什么招呼呢?

  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给毛泽东读张天民这封信的张玉凤回忆道:“主席在听我读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后,即刻作了批示,并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一天,主席一直不高兴,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①

  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江青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江青

  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②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4月。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真戏子,假党员,穿戴时髦臭美脸。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江青: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江青的主席梦破碎了。

  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⑦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三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①

  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了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七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七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1975,6,27”④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⑥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

  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⑤”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⑥

  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③”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东。

  《张三李四》之诗,人们悄声附耳作“注释”:

  毛泽东

  ⑥毛远新笔记,1975年9月至11月。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⑨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日。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⑧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公安部长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好好“转弯子”。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因为受到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的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战友,都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细心处理各种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②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这正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江青一气之下,在一九七六年五月,指派亲信把《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关于“骄杨”的注释删去了——虽然这条注释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

  毛:“你也是难改呢。”

  这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八月间写的。毛泽东看过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十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了江青: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⑥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

  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⑩毛泽东给林克的信,手稿。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页。

  江青

  江青在讲话中,自比武则天、吕后、赵太后,俨然一派“红都女皇”的口气: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编剧张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⑨”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四人帮”亲信刘庆棠在宣布《创业》十条“罪状”中竟这样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⑩”其他指责大体与此类似。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④

  张春桥兴高采烈,他的“总理梦”几经折腾,可以实现了:周恩来的去世,使总理空缺,而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⑿毛泽东同毛远新的文稿谈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2月10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江青于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⑥”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引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③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⑨毛泽东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0月28日。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于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⑥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新宝2登陆,  一九五五年七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丙辰清明节——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如海,诗似潮。人们缅怀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心底的吼声。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①张玉凤写的揭发材料,1976年10月20日。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⑨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3、54页。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⑤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8页。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

  后来,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⑥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⑦”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义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本来,邓小平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后接替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⑩”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⑾”“批邓”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⑿”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⒀”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⒁”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江青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⑤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3日。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介”。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④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问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这是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阐述。他所谈的“雄心壮志”也是十分鼓舞人的,在人们心中燃起热烈的希望。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②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新总理竟不姓张,却姓华!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在五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⑤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然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⑾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开慧烈士最忠贞,伴随主席鏖战多!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一九四九年八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一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是对“四人帮”在文艺界倒行逆施的有力打击。这个批示下达后,江青一伙惊慌失措。江青一方面声称“不知道”“十条罪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斥责张天民“告我刁状”,是有人给他“出主意”。③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玉凤同志:

  江青说到这里,其“女皇梦”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她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⑤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⑾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15日。

  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这以前不久,毛泽东在十月十九日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过:“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来信。——引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⑧”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二十七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还说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⑨十一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局指示”。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张春桥一子变得异常活跃。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③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人们怀念杨开慧,那是因为江青是“白骨精”!有的诗颂杨贬江写在一起,更显示了人们的爱憎: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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